真正把中医当命去传承的，都是提着脑袋治病的民间中医！
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《真正把中医当命去传承的，是提着脑袋治病的民间中医！》，感触颇深，其所暴露出来的民间中医的处境，和中医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。
如何在推广行业的正规化的同时，共同去营造良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，弘扬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宝藏，其实是每一个国民的责任和荣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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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医的标准化
在中医的发展历史上，一位郎中被老百姓接受并认可基本上都是靠口碑。
他们一般是先给亲戚朋友邻里看小病，效果不错，就有人找看大病、疑难杂症，这样慢慢地医名就开始传播，由近及远，由本村本地传播到外乡外地，最终成为有口皆碑的郎中。
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，看一个医生的本事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看他治病的疗效。
但是后来随着西医的传入，我国的中医教育也像西医一样走向了规模化、量产化之路，行医也开始走向了标准化，即要以《执业医师法》为标准。
中医标准化、现代化、国际化，虽然初衷很好，但使用不当就反而会阻碍中医的发展。很多民间传承或自学成才的中医能看病，却因为没有达到这些标准而被称为“非法行医”受到管理部门的封杀，非常可惜。
蔡长福
倪海清
潘德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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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着脑袋治病的民间中医
很多民间中医虽然看得了病，却没有执业证，一纸证书挡住了他们的行医路。
于是，有的被迫放弃行医，
有的无奈流落海外，
有的任由中医技法年久失传。
但是，这些民间中医往往处境十分艰难，
是真正的提着在脑袋传承中医，治病救人。
中医圈里的人都知道，在现在的环境下，非法行医，是法律所禁止和严惩的，治病救人必须得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风险。
对于擅长治危急重症而又诚实行医的民间中医来说，收取的这点诊费相对于风险责任来说，简直是火中取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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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反思的中医教育
科学家钱学森说：中医至少超前西医1000年，和西医不一样，中医把人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，是符合系统论理念的，把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看待。
可中医的大学教育呢？却是按照西方科学的模式来进行的，即机械化、标准化，只讲究可观察的实体，而很少考虑那些精密仪器观察不到的本质。
专业教育从理论入手本也不错，因为理论能够指导实践，但是，现在的中医理论早就被西方科学搞得四不象了。
现在中医药大学的课程60%以上是西医内容，中医学生不去攻读中医经典，却做对中医药几乎没有意义的小白鼠实验、搞尸体解剖，很难培养出有中医思维的接班人。
医学本质是治好疾病，疗效是第一标准，第一战场是临床，只要能提高疗效，它都是合理的。
可我们的中医教育只注重学历，不注重疗效。建国之初，为了提高疗效，聘请了大量民间中医进入高等教育，而之后呢？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法再也看不到了，大学教授很多与临床脱离很久，治病经验不足，势必影响学生的教学效果。
虽然全国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中医中药专业的毕业生，但真正成为中医的并没有与其数量形成正比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中医界人才匮乏的呼吁便从未停息过。
“我毕业于中医药大学七年制中医专业，课程设置是60%中医、40%西医，最后是中医没学通、西医没学精。”北京某中医院的一位医生曾在网上发文，感叹他的110名同学中仍在吃“中医饭”的不到20人，有的同学至今不会开方子。
想想解放前特别是西医进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，什么危急重症不是靠中医？而现在的许多中医，碰到感冒发烧患者就赶紧往西医推，这怎么能取得国人的信任？
许多患者本来相信国粹中医，但多次碰壁后，只好认为好中医在历史、传说中。难怪有人会激愤道，灭中医者，中医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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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医资格应该是行医能力的认定
中医是几千年来，中华民族在同疾病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。一开始哪有什么职业中医，如果一开始就认定行医资格，医学永远也无法产生。
在历史上，中医从来都是由公众监管的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注重自己的生命，更不会把自己的生命随便交给一个医生。
中医之所以得到信任，是因为他们能够先把自己亲人、朋友的病治好了，这比那些医师资格证的说服力大多了。
同样，遣方用药从来都是中医必备的技能，它是没有具体标准的，可现在主流却动不动就给它们扣上了非法制药的大帽子。
行医资格认定的设置，应该是为了更好保障人们的生命健康，只要有行医能力，不管你是什么学历，都可以授予行医资格。
如果没有行医能力，不管是什么博士、教授、专家也不能授予行医资格！这才是设置行医资格的初衷。
可现在的中医行医资格标准，导致许多民间中医其实治病经验丰富，治疗效果不比专业出身的差，却没有合法地位。
中医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很多人接触的中医并不是真正具有中医思维的大夫，效果欠佳，如果没有了国民的信任，中医靠什么发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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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复兴离不开民间中医
事实上，中医起源于民间，发展于民间。很多国医大师都是来自于民间，如蒲辅周、董建华、李重人、王绵之等，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院校教育。
像云南白药、福建片仔癀这样的名药也都是民间实践、总结的结果。
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单方、偏方、验方、秘方，都是历代临床实践的结晶，即便是中医经典著作中记载的方药、技术，也离不开民间中医的贡献。
中央电视台十频道“走进科学”栏目曾连续报道过，湖南省慈利县人武部的一技之长者许小武，用祖传蛇药秘方治疗蛇伤的事迹。
灌云县“土郎中”几十年如一日钻研的治疗疑难杂症的偏方也有口皆碑，广为传播。
另外，小针刀也是建国后出自民间、而今在国内外广泛应用的中医创新技术。
已故的发明人朱汉章就是“赤脚医生”，他在针灸针具基础上研发的小针刀，在治疗骨性关节炎、椎间盘突出、颈椎病、肩周炎等数十种西医难治性疾病方面，展示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多次获科技成果奖。
朱汉章还出版了近百万字的《针刀医学》专著，并使这一技术在国内外广为流传。许多西医教授都成了他的学生和针刀拥戴者，现有千余家医院开展了这项技术，使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受益。
民间中医过去是传承中医的主体，现在仍然是传承中医的主体，未来更是促进中医发展的主动力。
那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西化的学院派中医队伍，只能逐渐异化性地消灭中医。
中医近几十年来的持续衰落，代表着主流中医的彻底失败。因为他们虽为中医，实则西医，看看他们的科研论文、研究院、医疗机构，还有几个纯中医？
他们早已被西医同化了，如果让他们继续挑大梁，主导中医，中医只有死路一条。
当今之际，中医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优胜劣汰的制度，能够给传承着真正的中医精髓的中医人才生存和发展的空间。
我们不仅要认可民间中医，保护民间中医，
还应该把有真本领的民间中医请进大学、
请进研究所、请进管理机构，
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医真正的突破性进展。
重新赢得国民对中医的信任！
让中医药服务全人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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